>>專題 | 奮進自貿港 蓬勃展新局 新海南客戶端融媒體聚焦2021年海南兩會<<
新海南客戶端、南海網、南國都市報1月23日消息(記者 韓星)1月23日,海南正式進入“兩會時間”。記者關注到,今年兩會,多位省政協委員均關注了0至3歲嬰幼兒群體的托育問題。不少省政協委員建議,海南應建立0到3歲托育服務體系,幫助家庭解決育兒壓力。
市民苦惱:二胎想生不敢生、沒錢沒人帶,怎么破?
“一直有生二胎的計劃,但我和老公工作都很忙,兩邊父母也都還沒退休,一胎都顧不過來了。”海口市民王女士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有了孩子后才發現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孩子現在還沒上幼兒園,但請保姆、上托育的花費已經超出預期,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雖然想生二胎,但顧慮重重。
家有二寶的林女士告訴記者:“生完二寶后沒多久我就上班了,兩個孩子顧不過來,就把大寶放在老家給他外公外婆帶著,到三歲多才回到我身邊。”現在,大寶上幼兒園后,外婆又來到海口幫忙照顧二寶,“我媽身體不好,老公經常出差,現在考慮將二寶送到托育機構,但是考察了幾家都不是很滿意。”
林女士和王女士的難處并非個例。隨著二孩政策實施,雙職工家庭對于托育服務的需求再次上升到顯性層面。3歲以上的孩子可以上幼兒園,3歲以下的孩子該怎么帶?
梁軍:將社會化的兒童保育機構、幼托機構等融入社區服務中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前的2013至2015年,海南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7、1.57、1.59;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后的2016至2018年,海南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9、1.56、1.55,與政策實施之前相比不升反降。”海南省政協委員梁軍認為,影響人們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相關公共服務及社會支持體系缺失,導致家庭生育成本過高。
梁軍舉例說:“我省目前幼兒園一般只招收3到6歲的兒童,而針對0到3歲兒童的幼托機構數量很少,且基本上都是私人經營,收費很高,大多數家庭無力承擔。”
為此,他建議以政府為主導,積極發動社會、社區和居民的力量,將社會化的兒童保育機構、幼托機構等融入社區服務中,逐步推廣和建立起社區家庭服務中心。
黃元華:延長婦女工間哺乳時間 為夫婦提供“子女撫育假”
“海南自貿港建設將有大量的處于育齡時期的人才引進。生育和撫養子代是社會的責任,建立良好的子女撫養條件,特別是對0-3歲幼兒撫育的支撐條件,應納入社會環境建設的目標。”海南省政協委員黃元華認為,未來隨著海南人口的不斷增加,建立和完善3歲前子女撫育體系,解除育齡人口撫育子女的痛點,有利于營造海南家庭生活與社會創業的優良環境,提高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促進海南社會可持續發展。
對此,黃元華建議應科學布局、建設托兒機構,解決育齡人口(特別是育齡婦女)生育與工作的便利;將婦女工間哺乳時間推廣到3歲前,以方便婦女工作期間能妥善照看子女;延長產假至1年。在子女3歲前,允許夫婦任何一方可以為撫育子女停薪留職;每年安排夫婦任何一方“子女撫育假”5-10天,解決突發問題;保護婦女免受就業、個人發展的隱性歧視。將婦女就業與稅收優惠(企業單位)、人員編制(事業單位)掛鉤,實行優惠。建立有利于生育的社會環境。
周瑾:適當降低幼兒園入園年齡 提高3歲以下孩子入托率
海南省政協委員周瑾同樣關注了3歲以下幼兒托育需求。她認為,適當降低幼兒園入園年齡,提高3歲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有利于解決雙職工家庭生兒育女的后顧之憂。此外,應拓展社區服務功能,開展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政府應當給予優惠的政策支持,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創辦3歲以下托育社會服務機構,多元化推進普惠托育社會服務。”
目前,海南省實行的是子女教育納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扣除標準為每個子女按每月1000元,受惠對象為學歷教育和3歲以上學前教育的子女。周瑾建議,將受惠對象的起點提前到孩子出生之時,并適當提高扣除標準,進一步降低孩子撫養成本。
伍蘇國:推廣“育兒加油站”加快研制托育機構標準規范
在加強科學育兒指導方面,海南省政協委員伍蘇國建議,開展“育兒加油站”,加強對嬰幼兒撫養人的科學育兒知識傳播和宣傳教育,整合各類資源,建設與完善線上科學育兒指導公益平臺,精準推送線上科學育兒資源,實現本省有需要的適齡嬰幼兒家庭全覆蓋。結合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婦幼保健工作,并通過教養醫結合“面對面,針對性”的開展入社區指導、親子指導活動、家長講座、專家咨詢等宣教模式。
記者通過走訪了解到,目前海口托育服務機構的收費標準,一般在3000元至4500元之間。師資力量和托育環境是眾多家長挑選托育服務機構時重點考慮的問題,但由于托育機構在服務標準、課程質量、師資資質、衛生安全、園所環境等方面均缺乏有效的規范與監管,機構服務質量良莠不齊,直接制約托育服務的發展,無法滿足大多數家庭期待的安全質優、價格適中、方便可及的托育需求。
對此,伍蘇國建議,應加快研制托育機構的衛生安全保健、辦園行為規范、照護服務指南、質量評估標準和“示范性托育機構的認定標準”或具有“示范效應”的服務標準等“軟件”要求與規范,通過提供標準化的服務規范體系引領托育機構提升辦托水平和服務質量,為各類托育服務創造規范管理、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有效推動托育行業規范、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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